一、论坛概要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2014年“社会分层与流动”冬季论坛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河仁楼举行。60余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承办负责人为吴愈晓教授，秘书为周东洋博士，论坛论文集共收录论文36篇。围绕社会阶层与流动、社会资本与社会认同、住房与健康、城乡与移民、教育不平等、收入与不平等、阶层与主观认同等主题，筹备组设置了七个分论坛，每一分论坛安排了四至五篇论文进行深入研讨。为了保证研讨的深度，在提供每位作者十五分钟的宣读时间外，各分论坛均安排了两位评议人进行各十分钟的评议以及长达二十五分钟的自由讨论环节。本次论坛举办正值12月2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因此特别设置了默哀环节。除此之外论坛并未设置其他仪式性环节，以将时间充分用于文章研讨和学术讨论。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评议人对论文进行了细致的评阅。此外，与会人员也在自由讨论环节中各抒己见，围绕着社会分层的理论、定量研究方法论、热点现实问题以及宣读的论文进行了自由而热烈的讨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次论坛实现了交流学术成果、提升研究水平、推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既定目标。

二、分论坛综述

　　在“社会阶层与流动”分论坛中，学者们主要围绕阶层流动与阶层固化展开了对话。李路路和朱斌的《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代际流动变迁研究》将阶层结构的形成看作是权利竞争关系的结构化，而对于生产性资源的掌握是各个社会阶层竞争权利的基础。作者依据三种生产性资源区分了五种社会阶层，通过调查数据详细解析了中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变迁。研究发现，中国总体社会流动率在逐步增加；社会开放性呈现波浪式变化（由社会排斥机制交错变化导致）；无论社会开放性如何变动，代际再生产始终是主导模式。顾辉的《当前社会阶层固化了吗?——从社会流动看当代社会阶层变迁》发现，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初，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尤其是社会上层具有更高的开放程度。但是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的封闭趋势也不能忽视，表现为：上升流动增长缓慢而下降流动大幅增长，纯流动在总代际流动中的比重有所减小，阶层界限日益明晰以及子女的社会阶层地位与父母的阶层地位相关度有所提高。范晓光和吕鹏的《父官子商亦或父商子官?——中国精英地位代际再生产的二元路径（1978-2010）》发现了“精英再生产的二元路径”，即父辈的优势地位对子代精英地位获得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同时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的代际流动仍然遵循着两条相互隔离的轨迹，子代对父代优势地位的继承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跨界效应”。叶华的《香港年轻人初职和职业流动的历史变化》发现，虽然香港的年轻人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但获得专业技术或管理职位的机会反而下降了。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年轻人向上的职业流动机会很小。该研究对于理解香港近期年轻人的政治行动，以及在产业结构相对不变情况下高等教育扩招的社会后果，都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董展育和黄英伟的《科举制的崩溃：晚清的科举、捐纳和社会上升流动——来自中国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的证据》发现，科举是平民实现上升流动的主要通道，但是晚清以来，在同样拥有授官资格的情况下，捐纳出身者反而比科举出身者更有机会获得官职。科举制度的崩溃即肇始于捐纳通道对于科举通道的全面挤压。阳义南的《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动态解析——代际社会地位的经验证据》发现我国社会流动具有“代际社会地位显著正相关”、“社会地位流动呈M型并以短距离为主”、“相比父代社会地位更高且趋于中间化”等特征。数据分析还表明，我国的社会流动性呈现出上升趋势，亦即中国正走向一个更加公平开放的社会。李骏的《城乡出身与积累优势：对高学历劳动者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城乡户籍出身对高学历劳动者工作收入的净影响随时间推移而扩大，而后来的差异又可以由初期工作特征的差异——例如职位晋升机会和教育匹配情况——来解释，从而验证了累积优势理论所预期的不平等“扩大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还发现累积性不平等其实来源于父母或家庭背景而非户籍身份本身的影响。陈煜婷的《代际职业流动与性别收入不平等》基于社会流动理论与性别分层理论的地位准入观和地位结构差异观讨论了代际职业流动与性别收入差距的问题。研究发现：男性对父代职业优势继承高于女性；女性对父代职业劣势复制高于男性；男性的自致性努力对代际职业的提高作用大于女性；父代职业优势继承可以降低子代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父代不具备职业优势时子代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明显存在。

　　在“社会资本与社会认同”分论坛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信任、社会认同与生活满意度等问题。周怡的《一般信任、发展与公平的内在联系》发现中国人保持着稳定而低度的一般信任水平、保持着稳定而低度的公平感意识。前者在道德伦理上与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中的特殊信任挤压一般信任相关，在绩效上与监管不力造成的成本上升和逆反现象密切联系；后者在道德伦理上与传统的威权主义顺从文化相连；在绩效上与国家的“绩效合法性”转向有关。杜海峰等人的《不平等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指出，公平感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较其他因素更大，但是机会公平、互动公平、结果公平等公平感三个维度的影响作用并不一致；另外，公民权意识对于公平感作用的调节效应非常明显，但这种调节的程度目前还不足以使得农民工群体因为分配结果不公平而产生对政府信任的负面影响。张顺的《中国城市居民地位认同及其偏移的社会网络机制》发现，人们会将自己地位附着在自身的社会网络群体之中，网络群体平均社会地位决定了其地位认知。与平均社会声望高的群体交往，就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社会地位；反之则会低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机制通过影响人们对社会地位的判断，导致人们的社会地位认同偏移。马丹的《社区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研究了社区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相对家庭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社区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却有消极的作用。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都没有显著改变家庭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在“住房与健康”分论坛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和健康状况的群体差异。卢春天的《教育、单位、户口、政治权力：转型中国的住房不平等——基于2010人口普查汇总和CGSS2010数据》发现，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别对住房不平等有着重要影响。单位作用在住房中弱化，但是教育程度、户口、政治权力对住房面积有着显著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住房不平等是一个混合机制在发挥作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混合机制共同维护了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的延续和断裂。李丁的《住房在农民社会分层与分化中的意义探究》分析了几次大的社会变迁对农民住房问题的影响，以及住房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分析我国农民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的意义。作者在实证调查数据基础上尝试将住房差异作为衡量农民社会分层的表征以及社会分化的标识，对近年来农民分层和分化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和探索。王甫勤的《谁应对健康负责：制度保障、家庭庇护还是个体选择》发现，拥有不同医疗保险的人口在健康状况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再婚者比非在婚者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较高者比家庭收入较低者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制度保障、家庭庇护与个体选择效应对人们健康状况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骆为祥的《中国成年人教育对体重影响的历史和区域变动》探索了教育与成年人体重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教育与体重的关联在男性和女性群体间会随着时间和区域的变化而变化。对女性而言，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教育与体重的关系经历了从正相关到负相关的转变。而对男性而言，教育与体重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城乡与移民”分论坛中，张兆曙和王建的《空间梯度与农户增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了地区非农化、家庭非农化、文化性人力资本、机能性人力资本以及社会网络对不同空间梯度中农户增收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此推进家庭经营结构的转变和劳动力的转移，对于促进偏远地区的农户增收或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田志鹏和刘爱玉的《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父母教育和职业对男女两性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发现，父亲的教育、职业对儿子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而母亲的教育、职业对女儿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父亲教育、职业对男女两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总效应均高于母亲的影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家庭背景对于男女两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而本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不断上升。张展新的《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包容与农民工权利均等化》提出了市场与社会政策双重转型的理论模式。该研究从就业市场化和社会政策包容两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这类具有权利平等属性的改革，发现：进城农民工已经取得了与城市劳动者平等的法律地位，也获得了平等的就业关联社会保险权利。曾迪洋的《劳动力迁移对婚姻匹配的影响》发现劳动力迁移经历削弱了婚姻匹配的同质性水平。先赋性因素匹配同质性水平降低是基于其重要性的下降，而自致性因素匹配同质性水平降低则源于移民遭遇到的婚姻挤压。迁移使移民进入了异质性更高的环境，但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却更趋封闭，其中60、70后移民在迁入地受到的婚姻挤压最为突出。吴新慧的《教育获得与区隔融入——基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分析》探讨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后教育获得及城市融入问题。随迁子女虽然有强烈的城市就读意愿，且“异地高考”也为其提供了可能，但初中后城市就读还存在制度门槛高、家庭资本少、接纳环境差的障碍；返乡就读则面临着“成长烦恼”、“含混缺失”、“重新适应”等多重困难；终止教育则面临底层融入风险。随迁子女初中后的城市融入呈现“区隔融入”状态，教育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流动方向。

　　在“教育不平等”分论坛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教育获得在户籍、民族、不同学校以及不同教育阶段上的差异。高勇的《教育获得的户籍差异与教育的城乡分割》认为，不同的教育阶段其实有着不同的功能，相应的升学决策也有着不同的考量因素。户籍差异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意蕴有着质的不同，因此表现出来的变动趋势也有所不同。近三十年中，义务教育的户籍差异有下降趋势，高中教育的户籍差异保持不变，改革开放之初高中升大学阶段的户籍差异非常小，但之后呈现上升趋势。张雯闻的《中国的少数族群与汉族的入学差异：1950-1988》发现1950至1988年间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入学机会差异逐步的增加，并且这种趋势在中国进入经济发展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同时，少数民族内部有一定的异质性，其中朝鲜族、蒙古族、满族等模范少数民族与汉族并无明显差异，而其他少数民族是民族间小学入学差异的主要来源。因此，仍然需要通过相应的优惠政策倾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机会均等。许多多和吴晓刚的《同城不同天：中国城市中基于户口的学校隔离与教育不平等》发现，一个城市学校隔离的程度越高，移民学生相较于本地学生（特别是具有城市户口的本地学生）的劣势越大。学校隔离实际上是通过同期群影响和学校质量起作用的。隔离程度越高的地区通常对非本地居民采取更为歧视性的政策。因此移民儿童被迫进入到较差的学校，并且也更容易曝露在负面的同期群环境之中，最终导致与本地儿童更大的成绩差距。唐俊超的《“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将随着入学阶段（小升初阶段、中考阶段、高考阶段）的提高而降低，而学校等级的影响将升高，这是差异选拔、个体生命历程发展及早期优质教育三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小升初阶段的不平等最为严重，随着学业的提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影响逐渐被学校等级所取代。

　　在“收入与不平等”分论坛中，学者们主要研究了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冯仕政和李丁的《加班劳动与社会不平等——基于CGSSS2006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生产选择、生产结构、支配选择、支配结构等四种对加班劳动有显著影响的劳动不平等机制中，影响最大的是生产选择机制和支配结构机制。生产选择机制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虽然得到证实，但其中的工资率因素却未对加班的发生率和时长产生显著影响，由此作者从地位获得的角度对工资率“失灵”的问题做了初步分析。胡安宁的《Two Causal Inference Approaches in Counterfactual Decomposition: A Comparative Study》区分并比较了两种在反事实分解法中使用的因果关系推断方式。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社会中不同婚姻匹配状况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说明，这两种推断方式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齐亚强和梁童心的《地区差异还是行业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不平等》发现，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都是导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被访者的个体特征及其构成无关；地区和行业因素对于不同性别、城乡居民、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政治身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尤其是随着行业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的上升，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均出现了明显扩大的趋势。朱妍的《集体权利缺失下的工会作用：企业工会与工人收入》发现，加入工会的工人在小时工资水平上显著优于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而没有入会的工人，无论其所在企业有否工会，工资水平都显著低于工会会员。作者进一步讨论了集体权利缺乏保障下的工资溢价机制，并提出由国家通过工会介入的工人个体权益维护机制和企业通过工会区别性让渡部分利益，是中国企业工会影响工人收入的主要机制。

　　在“阶层与主观认同”分论坛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阶层的主观认同及其偏差、中产阶级的包容性等议题。陈云松和范晓光的《客观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感知与收入不平等：中国民众阶层认同偏差的形成》发现，中国有超半数的城镇居民低估自己的客观阶层地位，而超半数的农村居民则高估其阶层地位。在微观个体层次上，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等客观因素以及社会流动感知等主观因素对阶层认同偏差具有显著影响。在宏观经济指标上，收入不平等对阶层认同偏差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存在城乡差异。王嘉顺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包容性：以其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态度为例》探讨了中产阶级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态度及其社会包容性。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态度整体较为包容，但是不同类型的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态度差异：边缘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呈现出不包容的特征，而新中产阶级、企业主阶级的社会态度相对较为包容。刘晗的《社会比较与主观地位认同：以广州市为例》从社会比较理论视角出发，发现随着社会交往对象社会地位的升高，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会有所上升。这说明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地位认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而非对能力的评价而受到他人的影响。“同质参照群体”理论的假定更适用于处于社会等级体系两级的特殊人群，而不能推广到整个社会。盛智明的《业主组织与政府反应：业主维权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考察维权案例中的就分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发现了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其表现是：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能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

三、结语

　　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一直是社会学最经典的研究领域之一。自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学学科恢复以来，学者们围绕着社会分层、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职业获得与代际流动等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次论坛的召开，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一个交流学术成果和提升研究水平的平台。在论坛上，李路路、郝大海、刘欣、吴晓刚、李煜等学者以及各分论坛的评议人对宣读的论文进行了细致的点评，既肯定了文章的创新之处，同时又对其中的不足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建议。这些点评一方面有助于论文作者进一步深化研究，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进展。此外，学者们还围绕着社会分层的理论、定量研究方法论、热点现实问题进行了自由而热烈的讨论，使得论坛真正成为了一场学术盛宴。